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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朝小说中的观音信仰(三)

观音文化 时间:2018-01-11 16:47 点击: 作者:慧宇
[导读] 考察六朝时期流传的观音传说,从表面上看它们故事简单,结构公式化,文字少修饰。


    考察六朝时期流传的观音传说,从表面上看它们故事简单,结构公式化,文字少修饰;但深入一步研究,就会发现其相当深刻的思想价值,在艺术表现上也有一定特色。这也是它们弘传广远、影响巨大的根本原因。

    从思想内容看,这些作品相当充份地发挥了大乘佛教的普遍、平等的救济精神,而且是以适应中土思维特征和一般民众需求的形式加以表现的。从另一个角度说,它们则又是相当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和民众的精神的。

    据三种《观世音应验记》统计,全部八十六个故事中,以僧侣为主人公的二十八个,其它都是以平人为主人公的。那些僧侣中有竺法义、竺法纯、道汪那样的活跃在社会上层的名僧,但大多数则是一般僧人甚至是无名道人。平人中有大臣、将军、官僚、士人,而更多的是小吏、平民,包括饥民、商贩、渔夫、猎师、俘虏、罪囚、劫贼等,特别还有贫苦无告的寡妇等妇人。就是说,沉沦在社会下层的一般百姓与社会上层的显贵们被等列,成了故事的主人公,成了被救济的对象。秦、汉以 来主要活动在帝王宫廷和贵族间的方士们所宣扬的神仙术,把救济对象局限于少数特选的人物[18]。而晋、宋以后佛、道二教在发展中,随着与世俗权力愈益密切的结合,也显示了日益明显的“贵族化”的倾向。而这些观音传说却在众生平等的观念之下,肯定普通人同样可以得救,这是真正体现了大乘等慈、普度的精神的。不过这些故事里“人人可以成佛”的大乘佛性说被改造为在现实中“人人可以得救”的信仰,则是佛教教义与中土意识相交流、融合的结果。这种在中土思想土壤上被改造、发挥了的大乘佛教精神,体现了对平凡众生的关爱和对于他们由本性决定的得救前途的信心,真正显示了大乘的精义,发展了中土传统的仁爱观念,在当时是十分难能可贵的思想意识。

    以这种思想意识为核心建立起来的观音信仰,带着宗教的执着和狂热,形成为民众间巨大的精神力量。这种汹涌于社会上下的信仰潮流,其直接的、间接的作用和影响是远较一般的估计更为巨大、深远的。就小说史的发展看,大体算是与观音传说流行同时期出现的《搜神记》,着重写“古今神祗、灵异、人物变化”[19];而稍后的《世说新语》乃是所谓“名士玄谈的百科全书”。总之,当时的志怪、志人小说表现的主要还是特选阶层的人物与生活。而这些观音传说却把苦难民众当做表现的主体,民众成了作品的主人公。这在文学史上也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现象。这也是佛教促成文学演变的表现之一。

    单纯从佛教自身的发展看,观音传说所体现的信仰内容与形态也不可忽视。三种书里八十六个故事背景在北方的五十个,南方的三十个,外国的三个,另有三个地点不明。记录这些故事的是南方士人,而故事大部份却产生在北方,这表明了当时观音信仰普及南、北的情形。特别显示了北方在少数族政权纷争劫夺之下,民众的 苦难更为深重,对救济的渴求更为急切,更富实践性的观音信仰也易于流行。这些观音传说都是表现解救现实危难的“灵验”的,即是依据《法华经.普门品》所宣扬的所谓“救苦观音”信仰。在当时,不仅后来极为兴盛的“净土观音”信仰还没有广泛发展,就是《普门品》宣扬的“济七难”(水、火、罗刹、刀杖、恶鬼、枷 锁、怨贼,或加上“风”为“八难”)、“离三毒”(贪、嗔、痴)、“满二求”(求男得男,求女得女)之中,也主要着重在“济七难”。就是说,这些传说所表现的,也是传说者们所希求的,主要不是摆脱贪、嗔、痴“三毒”等心灵上的灾难,而是解救现世人生所面临的患难。如果再将患难的内容加以具体分析,在自然灾害和人为祸患中,人们更为关注的是后者。

    以《系观世音应验记》的六十九个故事为例,表现解救自然灾害(大火、大水、大病、恶兽、罗刹)的仅占十五个,其余 的五十三个都描写解脱人为的灾祸(被害、检系、怨贼、路径、接还本土)。这表明在当时人的观音信仰中,主要关注的是如何解救人为的祸患。这也反映了在当时人的观念里,已经(尽管不会很明确、也缺乏理论上的自觉)意识到人生苦难的根源在于现实社会,造成灾难的是统治者。不过当时人没有从这种意识前进一步,形成反抗现实统治的理论与行动,而耽溺于对虚幻的观音的虚幻救济力量的迷信。但是,这种信仰确实代表着佛教发展中的新潮流。按佛教的根本教义,信仰者所追求 的终极目标在解脱,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在觉悟。

    觉悟到人生是苦,不仅灾难祸患是苦,“五欲之乐”同样是苦。这种教义从基本上说是厌世的,修证方式则着重在 精神。但观音传说则宣扬解救现世苦难,离苦得乐,所得是现世人生的福乐。这是佛教在中土重人生、重现世的传统意识影响下发展出的新观念。这种信仰带有明显的“三教调和”的色彩;观音被赋与了道教神仙的某些性格。后来观音终于被变化为中土俗神,列入神仙谱系,早期有关传说已开其端倪。从佛教发展史看,佛教初传中土,西来的外族僧侣被等同于术士,佛、菩萨被看做是异域尊神、祠祷祈愿的对象,这是所谓“道教化的佛教”。魏、晋以后发展出“玄学的佛教”、“格义佛 教”,这是高级沙门和贵族士大夫的哲学的佛教。至道安、罗什、慧远之后,随着佛典的大量、准确的传译,中国人才能够把握佛教精义,并结合本土的意识加以发 展,形成了义学研究的一时之盛,导致中土佛教学派、宗派的形成。而在这种形势下,观音传说所表现的实践的信仰潮流发展起来,这信仰逐渐札根在民众的心灵之中,形成了和重学理、重思辨的义学相互并行又相互影响的潮流,其在佛教史上的地位和意义是十分重要的。

    做为历史资料和文学作品来分析观音传说的内容,其现实性是其它作品少有比拟的。如《光世音应验记》第三条,写到“石虎死后,冉闵杀胡,无少长,悉坑灭之”,揭露了冉闵杀后赵主自立后滥杀“胡人”的血腥事件。《续光世音应验记》第四条,写“昔孙贼扰乱海陲,士庶多离其灾”,是指讨平孙恩之乱时,官府诬民为贼,滥杀无辜,一些士大夫阶层的人也不 能免。《系观世音应验记》第十五条,写到高荀以“吏政不平,乃杀长官,又射二千石。因被坎,辄锁颈,内土硎中”,这是民众以武力反抗暴政及其被残酷镇压的 实例。第四十六条写到“道人释开达,以晋隆安二年北上垄掘甘草。时羌中大饿,皆捕生口食之。开达为羌所得,闭置栅里,以择食等伴肥者,次当见及”,这是饥 民被军人捕食的惨状。如此等等,都是通过记述事实对社会罪恶进行揭露。三部书特别突出表现民众被杀害、被囚系、逢怨贼这些社会暴力的题材,实际是控诉了统 治者强加于民众的武力的、政治的侵夺蹂躝。

    人们在不可抗拒的暴力而前,只好求救于观音的佑护。这当然是软弱的、虚幻的幻想,但却不是丝毫没有 实践意义的。人们面对现实的残暴不公,并不安于命运,而是设法改变命运,并坚信有一种拯济力量可以改变命运,从而激发起对抗和摆脱苦难的信心。这种信仰心 显然包含着反“天命”的意味。它虽然不会得到直接的实践效果,但却给苦难民众以巨大的精神支持。还有一点值得注意,就是在观音传说中所宣扬的拯济力量面前,儒家的传统伦理往往是不起作用的。中土传统的报应观是“积善之家必有余庆,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”,报应的善恶有着伦理的标准。可是在观音传说里却基本 上看不到传统伦理的标准,起决定作用的主要是信仰心。这当然是宗教宣传的必要,但也体现了佛教的独特的伦理观。

 例如前面说到的高荀,本是杀害长官起来反叛 的人,但他同样能得到观音的救济。《系观世音应验记》第十九条里的盖护“系狱应死”,后来得救了,传述者并不管他为什么得罪,为人又如何。第三十八条唐祖丞“作大市令,为藏盗,被收”,是个藏匿盗贼(或解释为盗取库藏)的罪人,同样也得救了。如这些例子,一方面是表现观音威力无边,它的慈悲是无限的,不论什么人只要虔诚地回向它都会得到它的救济;另一方面也表明这种救济是与传统的伦理标准无关、甚至是相悖的。这反映了当时民众间的意识动向;即在传统秩序被 破坏之后,人们对传统伦理已失去了信心,所以观音信仰是到传统伦理之外去寻求另一种伦理。这种背离传统的倾向显示一种批判现实的姿态,拓展了人们的精神探求。这也显示了如观音信仰这样的佛教观念的精神史的价值,并成为佛教在中土存续的根据之一。隋唐之后,情势就变化了,后出的观音传说所表现的救济观念已和 中土伦理结合起来,这些传说从而也失去了思想观念中内在的批判精神及其尖锐性。

    责任编辑:慧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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